中国的“行为联邦制”：中央·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- Tapa blanda

Sinopsis

《中国的"行为联邦制"：中央·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》是从行为方式的视角对中国的中央-地方关系进行概念化的首次尝试。尽管中国并没有一种联邦形式的政府体制，但作者认为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，中国的中央-地方关系日益遵循联邦制的原则在运作。联邦制作为中国的一种运行机制被置于研究之中。作者将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定义为"行为联邦制"，并在书中对它的起源和动力做出详细的分析。这一体制主要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驱动--政府间的放权化和全球化。当1980年代实施的经济放权导致"行为联邦制"的形成时，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加速了这一过程并越来越施加影响，使之表现出制度化的趋势。后续作品，敬请期待！不同于长期以来国内读者所熟知的郑永年专栏文章和时事评论，这是郑永年作为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的代表作之一，它以从行为视角和实证主义的方式，解读中国的中央-地方关系。《中国的"行为联邦制"：中央·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》作者郑永年教授是国际上中国问题领域的专家，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。他是新加坡国家首席智库，并为中国政府高层倚重，多次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层演讲和献策，其思想和观点是当今中国最有价值的政见之一。他注重实证研究，兼顾理论建构，以其明晰而又理性的话语，解释中国。自从早期的耶稣会士最早开始记述中国的时候开始，一个单一而重要的谜题就一直困扰着西方观察者：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陆般面积的国家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说着互相不能理解的语言，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系列惊人的地区差异，一个统一的政府如何能够将它组织起来，它又如何能够被一个权力中心所统治？虽然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非常弱，但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强烈认同却是不可否认的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就中央-地方关系而言，国家的"大一统"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价值的一个重要主题，这样一来，在中国国家统一背后，就有一股文化的力量。中央-地方关系的历史视角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，不难发现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，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，地方的动力都非常重要。从中央-地方关系中寻找改革的动力，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定律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是高度依赖于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。在毛泽东时代，中国尽管被西方称为"极权主义体制"，但国家的权力结构实际上还是分散的。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体制改革，都从中央-地方关系找到突破口。"大跃进"和"文化大革命"时期，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放权运动。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特点，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会不断往上集中，而一旦高度集中，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。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为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的时候，他势必发动放权运动。动员地方力量也是毛泽东这两次放权运动的政治策略。当时，不仅省委书记能够影响中央决策，就连县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的关注对象。和地方联盟来克服中央官僚体制的阻力，是毛泽东所使用的有效方法。不管人们对放权运动作如何的评介，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可能，就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地方改革和发展动力。邓小平时代也是经历了两次大的放权运动。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，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。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，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放权到企业。这种理想的实现不能忽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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